失独夫妻委托他人代孕生子。孩子未出生时，两人因感情不和离婚。孩子出生后，男方提出我国法律遵循“分娩者为母”原则，否认前妻的母亲身份。女方则坚持其系捐卵者，等同于生母。两人为此闹上法庭......
? 中年夫妻失独后，决定做试管婴儿手术，并找人代孕
1989年7月，万红与在陕西省白河县外贸公司工作的沙建秋喜结连理。次年10月，万红生下儿子沙平。沙建秋在公司是业务骨干，年收入在当地处于中上水平。万红是事业单位在编人员，工作稳定。夫妻恩爱，儿子聪明可爱，学习成绩也非常优秀，三口之家如同生活在蜜罐里。
沙平中考那年，成绩在全县名列前茅。想着儿子即将迈入紧张的高中阶段，沙建秋和万红便利用暑假带儿子到海南旅游。不承想，沙平在海里冲浪时不幸溺水身亡。
失去独生儿子，万红痛不欲生。沙建秋百般劝慰妻子，提出再生一个孩子。万红渐渐平复情绪，期待孕育新的生命。可无论夫妻俩怎么努力，万红就是怀不了孕。
2016年8月，44岁的万红被确诊患了宫颈癌，不得已做了子宫切除手术。出院后，万红主动向沙建秋提出离婚：“我不能再生孩儿了，不想连累你。”她希望沙建秋通过重组家庭，再生一个孩子。
沙建秋觉得基因对生儿育女非常重要，妻子漂亮聪慧，自己高大帅气，他们已经离世的儿子沙平之所以优秀，就是遗传了他们的这些优良基因。因此，他希望再要一个两人共同的孩子，心里也早就有了主意。
听万红提出离婚，沙建秋趁机说：“我已经打听过了，你仍然可以生孩子。”
万红很困惑：“我已经没了子宫，怎么再生孩子？”
沙建秋说，他们可以做试管婴儿手术，借助现代生殖医疗技术，取出万红的卵子，然后与沙建秋的精子结合，培育成胚胎，再找个年轻女子代孕。“说白了，就是利用别人的子宫，生养我们共同的孩子。”
听丈夫一解释，万红内心又滋生出希望，打消了离婚的念头。
万红精心调养好身体后，夫妻俩一起去了外地的不孕不育专科医院。万红接受促排卵治疗，排出卵子，与沙建秋的精子结合，形成了胚胎。由于当时没有找到合适的代孕者，胚胎由医院存放在液氮罐里。
之后，沙建秋找中间人李婧，四处物色愿意代孕的女子。
2018年3月下旬，沙建秋喜滋滋地告诉万红，代孕女子有了着落，但对方要价25万元，中间人也要介绍费5万元。万红表示愿意付出高昂的代价，提出想与代孕女子见一面。沙建秋说：“代孕行业的规矩是‘双盲’，代孕方和委托方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。”万红只好作罢。
2018年4月5日，万红与沙建秋协商达成一致意见，以沙建秋的名义与中间人李婧签订《试管婴儿代孕委托协议》。
协议载明：沙建秋提供代孕的精子和卵子，李婧安排他人代孕，并注明怀孕方式为供卵试管婴儿，意思就是借助试管婴儿技术形成受精卵胚胎，再将胚胎移植到代孕女子的子宫中。
? 两人离婚，男方：“儿子是我的，跟你没关系！”女方：“卵子是我的，我就是生母。”
签妥协议后，万红望眼欲穿等待着孩子早日出生。在此期间，她亲手裁剪、制作了多套婴儿衣服和鞋子，并在上面缝了漂亮的卡通图案。
然而，万红渐渐发现，丈夫沙建秋不怎么愿意向她说代孕的进展情况了。她几次追问，沙建秋都以联系不上李婧为由搪塞。一次，沙建秋被问急了，脱口而出：“生不生得出来还不知道呢，你不停地问，烦不烦？”
之后，沙建秋对万红的态度越来越差，还经常夜不归宿。万红多次想与他沟通，但他总是很不耐烦。
2019年3月22日，沙建秋年满53岁，万红备了酒菜为他庆生，可他又彻夜未归。直到第二天晚上，万红才见到沙建秋，质问他为什么不回家，沙建秋却说“没什么好解释的”。
万红觉得自尊心受到伤害，气愤地说：“你嫌弃我就明说，我们可以离婚，你用不着对我冷暴力。”沙建秋秒回：“这可是你主动提离婚的，以后不要怪我！”
第二天，两人去办离婚手续，在签订离婚协议时，沙建秋附加了一条：女方不得干涉男方通过人工技术生儿育女。万红正在气头上，没有多想就签了字。
2019年5月中旬，万红从沙建秋的同事那里打听到，沙建秋不久前有了儿子。
于是，万红带着早已准备好的衣服和鞋子前去探视。沙建秋告诉她，孩子叫沙洋，由保姆照顾着。万红看孩子神似已故的儿子沙平，眼泪夺眶而出，提出她可以办病退来照顾孩子。
沙建秋当即变脸：“儿子是我的，跟你没关系！”万红争辩：“卵子是我的，我就是生母。”随后，她又央求沙建秋，说儿子要健康成长，不能缺失母爱。沙建秋却说他正在给孩子物色母亲，让万红不要再上门了。
此后，万红多次到沙建秋的住处，都被保姆挡在门外。
2024年8月，万红向法院提起诉讼，以母亲的身份主张变更孩子的抚养关系。庭审期间，沙建秋承认，孩子通过代孕而生，精子由他提供，卵子由万红提供，代孕女子由中间人李婧寻找。至于代孕女子是谁，沙建秋和万红均不知晓。
最终，鉴于沙洋自出生起都由沙建秋抚养，孩子尚且年幼，轻易改变生活环境不利于其健康成长；同时，万红的生母身份还需要进行确认，法院驳回了万红的诉讼请求。
? 法院：“分娩者为母”虽符合我国传统习俗及伦理观念，也与目前国家对代孕的禁止立场相吻合，但在既定事实下，根据双方陈述的情况，确定女方与孩子的亲子关系不会引起伦理、道德方面的冲突
2024年5月26日，万红再次起诉，并变更了诉讼主张，要求通过鉴定方式确认她与沙洋的亲子关系。
在亲子确认案件中，申请鉴定的往往都是男方。在并非抱错孩子的情形下，女方要求亲子鉴定的并无先例。然而，根据“有诉必理”的原则，法院还是受理了案件，并指定专门机构对万红与沙洋进行亲子鉴定。受法院委托，安康市亲子鉴定机构经过鉴定，于6月25日出具鉴定报告，确认万红系沙洋的生物学母亲。
依据鉴定结论，万红主张她是沙洋的生物学母亲，应享有相关权利。
沙建秋不同意万红的主张。他在法庭上辩称，万红虽然是试管婴儿的供卵者，但在亲子关系中，我国法律以“分娩者为母”为原则，沙洋并非万红经过十月怀胎生产，因此，万红不是沙洋法律意义上的生母。
同时，双方在协商离婚的过程中已明确约定：女方不得干涉男方通过人工技术生儿育女。这就意味着，被告可以利用他与原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胚胎生儿育女，万红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做母亲的权利，因此法院应驳回她的诉讼请求。
庭审期间，沙建秋对万红是试管婴儿的供卵者没有异议，却主张双方的离婚协议已明确约定，女方不得干涉男方通过人工技术生儿育女。法院审理认为，由于此项约定涉及身份关系，应受到严格限制。即便在代孕合法化的国家，亦有专门立法对此进行规制。因此，双方的这个约定不发生法律效力。
法院指出，“分娩者为母”虽符合我国传统习俗及伦理观念，也与目前国家对代孕的禁止立场相吻合，但具体到万红与沙建秋的行为，双方通过代孕生育子女的行为虽然与我国禁止代孕的立场相违背，但根据“人民法院不得拒绝裁判”的原则，代孕生子已成既定事实，人民法院应当尊重该事实，并在法律框架内合理解决由此引发的法律纠纷。
根据在案证据和双方的一致陈述，可以证实原、被告在儿子去世的情况下，共同商议以代孕方式生育子女，双方具有以代孕方式拥有自己子女的共同意愿。
同时，代孕女子仅仅是按照协议完成了“代孕”行为，其没有抚养所生育孩子的意愿和要求，再加上其身份不明，因此，认定原告万红系沙洋的生物学母亲，确认双方存在亲子关系不会引起伦理、道德方面的冲突。
2024年8月21日，陕西省白河县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，万红系沙洋的生物学母亲，双方存在亲子关系。宣判后，沙建秋没有上诉。万红依据生效判决再次主张变更抚养关系，法院通过调解促成双方达成一致意见：沙洋仍由沙建秋抚养，万红可在每周末前往沙建秋的住处探视儿子。
（文中当事人为化名）
点评：儿童利益最大化，
才是真正“为了孩子好”
——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法官钱宏祥
1989年11月20日，联合国大会通过的《儿童权利公约》第3条第1款对儿童利益最大化做了明确规定：“关于儿童的一切行为，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、法院、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。”目前，我国法律对于亲子关系的认定规则尚未做出具体规定。
传统意义上，确认亲子关系存在两种方式：
一是通过分娩事实建立，即遵循“分娩者为母”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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